有必要援引主导西方公法思想的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风格，作为布设行政权法治化治理方案的价值指引。

在法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史的研究中，宪法文本只是一个评价社会现实、政治现实和历史现实的客体。对宪法权威渊源的探讨，反映了宪法学的研究道路之深刻分歧：即宪法应当面向政治社会现实，还是脱离现实自成一理论体系。

从拉兹的权威理论所指示的方法论道路所得启示，有助于使我国宪法学研究摆脱事实与规范相脱节的尴尬困境，真正成为关切现实的规范学科。(37)张千帆：《宪法序言及其效力争议》，《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这种理论提供的第二种宪法学解释方法，乃是对宪法文本非原意主义的开放性解释方法。与服务型权威不同的是，作为政治宪法学者的施米特将优先性命题理解成宪法权威的全部，所有宪法条文都取决于制定宪法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甚至受制于正当政治的偶然情势。姚中秋则通过汲取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营养提出历史主义的儒家宪政。

由于主权者是一个前法律的概念，因此按法律命令说，宪法就完全是主权者的自说自话。权威是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命题，被用于证明现代国家权力行为和政治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1）双重代表与半契约结构 在这双重代表制中处在根本地位的是党与人民的关系，这种代表制迥异于西方，它有三个特征： 第一，这种代表制的历史动力来自于文明竞争。

[6] 黄文艺：《对法治中国概念的操作性解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改革开放的红利没有完全为全体国人所共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空心化公共利益造成资源和财富的畸形集中，并隐约在经济和政治上开始形成上层分利同盟，这已经为《决定》所洞悉，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一方面《决定》强调要形成以人大为主导的立法格局，防止部门利益的侵夺。See Kelsen，The Pure Theory of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7. [14] 语出牟宗三哲学。只是，法治中国所理解的民主并非仅仅是一种选举民主，而是要将一种天下意识和为公思想发展为协商民主，《决定》为此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这种思想既与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慎议民主[51]和更久远的公民共和主义传统[52]有暗合之处，更有中国自己的思想资源，例如黄宗羲指出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为工。

[31]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同样从一种自然欲望的力学出发，放逐了古典实践哲学所强调的城邦美德与奥古斯都以来将共同体正当性奠定于神性的传统，去论证一种基于强力所带来的人的自我保存与共同繁荣秩序之必须。张文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

参见王旭：《五四宪法的中国道路及其历史影响》，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6.选贤慎议的中国：民主及其共和主义 新中国法治的演进一直强调对民主的担保功能，这体现了中国的国家治理走向一种理性主义，告别纯粹的威权。因此，《宪法》既消除了例外政治的土壤，也确立了党和人大活动的依据与范围，更明确了党应该按照宪法的规定尊重人大的职权，善于依据宪法通过人大的法定程序使党的意志成为国家意志，进而善于通过人大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不同治理主体固然分享不同的治理逻辑和程序，但也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地位和范围内行为，宪法监督机制的有效激活必然是对多元主义的有效克服。

[33] 秩序的价值在法治中国语境下有特殊的意义。二是设立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类似于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性质。也就是说，在集体的法律人格上，党-人民-国家之间意志的最终统一都必须拟制在法律权威之下，都必须承诺接受统一的、普遍的法律规则的约束。这次全会提出国家主要任务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走向稳定正规的法制建设，在决议中提出我们目前在国家生活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孔孟之道乃能久存。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32]即便作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代表人物的洛克，也在《政府论》中基于上帝要求人们生存下去的神学预设，将维护社会作为第一个自然法则，向自然状态下的人提出免于侵犯其他人的权利和互相伤害的戒律。强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宪法的职能，[70]在修宪历史和理论上曾有过三种方案：一是设立一个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专门委员会，其宪法地位与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同。

[17] 例如季卫东注意到从1998年政府工作报告开始，弱势/强势群体概念就已经在社会主义中国成为正式的用语，表明人民内部利益的巨大分化。法治变革实际上是中国由帝国进入现代世界文明的动力，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治理方式在制度上解体的标志，[23]法治中国强调的民族主义底色恰与170年前的变革开端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对于法治建设在政治精英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30] （二）价值与实践统一逻辑的展开 1.秩序井然的中国：和谐及其整体主义 从西方学理上看，很多思想家也将秩序视为国家的理由。因此，法治中国的理论逻辑根本上由实践（问题）、历史（问题提出及具体表现的时空约束条件）和价值（问题及回答的评价标准）三重维度构成，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也就成为我们理解法治中国命题的关键。[26]因此，共同推进、一体建设正是强调法治的同心圆效应：以法律为圆心，执政党、政府、其他国家机关和公民都必须环绕法律治理展开行为，接受法律的调整，这是对传统法治单边突进思维的重大突破。参见郑永年：《行为联邦制》，中信出版集团2013年版。

[3] 例如：葛洪义：《法治中国的逻辑理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姜明安：《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10] 从学理上说，代表制的关键在于民主的同一性原理，也就是被代表的人与代表在意志上不发生任何背离，无论是卢梭对于立法者寻找公意的强调还是哈贝马斯守法者也是立法者之命题，都是要解决这个意志同一性的关键问题。[48]这种礼的核心在于一种道德人格通过一种有别的分等异级制度发挥限制人欲的作用，而与法家将规范仅仅建立在械数、威慑之上大异其趣，[49]故荀子斥责法家思想为寡廉鲜耻，伤仁害义。

[40] 除了对于国家和个体追求财富的道德基础加以正当化，近代中国追求富强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基于战争形势带来的军费开支庞大现实刺激，严复谈到：国既日富，则其为守愈严，而武备之修，遂亦远迈古者。[47]可见教化、纯化人心比重刑规范行为更为重要。

它更多提出了一种现代中国的理想生活和规范秩序，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通过法律的治理体系还处在一种粗放型、经验化，尚未成熟和定型的状态，[20]我们立法、执法、司法的治理能力，也即对制度的执行能力，与确保三元主体的意志统一，还有相当的距离。[18] See J .Tainter,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 189. [19] 例如郑永年很早就会用行为联邦制来描述中央与地方之间选择性分权而造成的地方竞争与差异化发展。（一）《宪法》中作为价值的中国 《宪法》究竟预设了怎样的法治中国价值图谱，需要我们从文本出发，看看法治中国究竟在宪法上如何理解，《宪法》对中国在价值上是如何期待的。为了承担历史使命，共产党延续了儒家学说中修身正己、克己奉公的王道：通过改造提高修养，成为楷模，继而秉持服务乃至牺牲作为最高的政治道德。

党与人大也要在《宪法》的平台下有必要的政治区隔，尊重各自的运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模拟和互相完善：《宪法》序言既规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宪法》第五十七条也规定了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此，《宪法》首先实现了党与人大制度的相互承认。国之强弱，必以富庶为量。

国家治理体系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多元主体和手段参与国家生活的开始。可以说法治中国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从根本上就是要建构这样一个多重叠合的价值中国。

[4] 例如：郑成良：《法治中国的时空维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本体论的思考是一种拟制的思维，从西方绝对王权时期将君权假定为神授，到启蒙哲学将人权推定为天赋，再到19世纪议会民主理论将立法者拟制为全能的上帝，归根结底都是卡尔.施密特所言是一种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

同时，不同治理主体，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执政党、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彼此都有不同的治理逻辑和治理程序，如何保证按照统一的法律规则来评价、协调和引导它们的治理行为，这也是法治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从这段纲领性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提炼出法治中国所包含的治权结构由法治道路、法治体系和法治目标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法治道路的民族底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自晚清变法170多年以来，中国大规模的法治建设第一次明确法治文明必须坚持自主性和主体性，法治事业从整体上纳入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而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则又体现出对和谐（秩序）价值的重要追求。既有国家的硬法，还有社会组织、行业群体等形成的乡规民约、章程、手册等软法，如何将这些不同的治理规则予以统一、协调，保证法律秩序的统一，保证人民意志的统一，这些都是对法治中国的挑战。

[54] 协商民主不仅仅强调通过共同意志形成的公意，更强调达成公意过程实质理由和偏好的沟通、论证，在这个过程中修正不具有共同善的偏好，实现对良好公共生活的最佳保障。[55] 例如：霍布斯对自然欲望的理解是对和平的渴望。

[31] See Bodin, On Sovereignty,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3,p.1 [32] See H. Schweber, The Language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Press2007, pp. 17-19. [33] See J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New York1956, pp.357-358. [34] 林尚立：《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战略与议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人民的参谋部（彭真语）以政治精英的引领和代表功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如何确保建国后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要解决的第一重主权结构问题，也就是在人民-党之间要寻找一个均衡结构，在回答黄炎培之问中，毛泽东主席已经找到了民主监督的道路，[9]但中国的特殊就在于，新中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的建立，使得人民-国家（机构）之间也产生了代表关系，中国的民主宪制构成了一种党与国家功能上互相融合，但形式上又有一定差异的混合体制，它们共同代表、统一于人民的意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拿出一套客观、可操作的价值协调方案，那么法治中国就有可能滑向实用主义，演变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策略行动，法律对待价值冲突采取一种应急式反映，对最激烈的社会问题予以优先解决，而将隐患暂且按下不表，最终也就会演变为一种完全凭借现实的实力、利益和情势而采取的实用主义，法治的道义原则无法真正实现。第二，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也是一种宏观描述的整体论思考方式。